推荐文章之五十二：开国元勋是怎样对待礼物的：婉拒 付款 交公…
资料来源： 日期：2014-03-12 10:03 浏览量:12437
培养共产党人的清廉作风应从何入手？种种根本措施之基础，则在于思想教育与防微杜渐相结合，注意从平时的一点一滴抓起。礼物一事看似虽小，但论其本质却蕴涵不小。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等开国元勋堪称典范。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立新中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一贯倡导清廉之风，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淡泊名利，甘当公仆。当礼物从四面八方纷呈而至时，他们总能头脑清醒地果断妥贴处置。这分明体现了他们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行为准绳的崇高风范。
毛泽东：钱寄上，以后再不要向中央领导人寄赠任何物资，这是我们的党纪所不能容许的。
1929年2月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来到江西瑞金大柏圩，住在王家祠。当晚，毛泽东和朱德正在油灯下研究作战计划，一名战士进来报告说，有几位过去饱经兵荒马乱之苦的商人送来一包东西，留下一张纸条就走了。毛泽东等打开包一看，竟是令人眼馋的白花花的银元，纸条上写着：“红军长官尊启：贵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胜惶恐，为表薄意，敝商号特奉上银元四百五，敬恳收下，勿辞……”落款是大柏圩小商号郑某、陈某和曾某。
毛泽东看后说：“这些商人把我们看成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以为我们红军也会抢他们的商店，侵犯他们的利益。这都是敌人放谣言破坏的结果。我们红军刚开到赣南，一定要执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维持地方正常秩序，把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
于是，毛泽东、陈毅一行人提着马灯，顶着风雪，挨家挨户地寻访，终于找到了送银元的商铺老板。陈毅将那包银元放到桌上说：“老板，我们是特地给你们退礼的，这钱请收回吧!”商人惶惑不安地连忙答道：“长官，千万别嫌少，我们可以再加点！”
毛泽东和蔼地说：“老板，这钱我们一个也不能要，请收回吧！”接着又耐心向几位商人宣讲了红军各项纪律和政策，用事实说明了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使商人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收回了银元。
当红军撤离大柏圩时，当地老百姓包括那些小商人，纷纷来到村口夹道欢送。望着远去的队伍，人们感慨地说：“红军真好呵！纪律严明，自古未有。”
1949年3月，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此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提出：不祝寿、不请客、不送礼，不用人名作地名。
1953年12月26日，毛泽东适值60岁大寿。事先，老家湖南的一些亲友纷纷写信给他要求进京为他祝寿。毛泽东一概婉言谢绝。10月4日，毛泽东在给韶山老地下党员毛月秋的信中说：“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我同意你来京一行”，而不是“为了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毛泽东在信中还嘱咐毛月秋，只邀请他和另外二位亲友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还特别强调“你们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10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家住湘乡大坪的表侄文九明说：“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并再次提醒：“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人不要来。”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爱戴，曾给毛泽东送过一些礼物，这种举动本是发自内心的平常礼数，但毛泽东总是婉拒，实在无法拒绝的就或者依价付款，或者交公。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耳闻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收了地方一些诸如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后，十分生气。当天，他就将跟随他长征、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召上庐山，指示道：你回来吧，主管第一办公室，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风！汪东兴回到中南海后，通过调查研究、批评和自我批评，摸清收受土特产的具体情况，形成一份材料呈报毛泽东处置。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还是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吧！”不久，在汪东兴的主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人员调整。对情节较严重者，毛泽东不管这个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其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同时，为了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还决定：凡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收受的土特产，一律作价从他的稿费中向有关省、市退赔，共计3万多元。
大约在1964年，印度尼西亚迫害华侨的浪潮骤起，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他们。有侨胞出于感激之情，送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给毛泽东。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一点……”毛泽东摆摆手，打断道：“不用留，全部送走。”于是，这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十多年后的1975年，年迈的毛泽东已经行动不便，咳嗽哮喘，身体日渐衰弱。看着主席一辈子为党和国家无私操劳，心力交瘁至此，着急心疼至极的“管家”就向办公厅领导提出要给毛泽东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厅领导找到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打收条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毛泽东在汤里加一点。直到离世，这位伟人也不知道那31.5公斤燕窝破例被他喝掉了7两。
周恩来堪称公私分明、严以律己的楷模，他严格遵守中央的有关规定，从不收受任何馈赠礼品，一生都真正做到了一心为公、两袖清风、鞠躬尽瘁。
一次，周恩来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了一筐新鲜橘子。他问清值25元钱（大约合今500 元）后，让马上给对方寄去50元钱（合今1000 元左右）。周恩来对此还进一步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我们不得不赞叹周恩来处理问题之细腻、睿智。
1960年春节前，时值经济困难时期，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生活艰苦，从青海湖打捞2000多斤鳇鱼，送到国务院，说是给周总理送鱼，并请周总理转送党中央。
周恩来得知后，就让秘书给青海省委打电话批评这件事。并立即指示：第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第二，既然鱼已经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搁时间可能腐烂，就由北京工商局按市场价格收购，随即在市场上出售。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斤也没有留。
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和藕粉等土特产。他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大约合今2000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大约占到周恩来工资（404.80 元）的四分之一。
淮安县委1月16日收到的这封信中说：“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接下来着重强调指出：“但是他们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100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信中还说：“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周总理还亲笔在这份随信附寄的中央通知的文件上郑重写上指示，要求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
这份中共中央下发于1960年11月3日《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的制订，事出有因、非常及时：1960年全国出现粮荒时，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一方面又给中央送来5万斤鱼。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送中央五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做全面通报，严格禁止。”会后周恩来指定专人起草了这份《通知》。《通知》共有五条规定，其中前两条是：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也不准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除对其直接主管部门可以送一份样品外，不许以献礼或其他名义赠送给上级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石窟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他一边爱不释手地翻阅，一边说想买一套带回去。于是，问明每套的价钱，便问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说钱带得不够。又问在场的一位省委常委带钱没有。这时，洛阳市一位陪同的负责同志提出送给周总理一套。周总理当即严肃地说：“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送人！”当讲解员对《龙门二十品》拓本作介绍时，周总理又问外交部的一位同志：“到底带了多少钱？”这位同志也说钱带得不多。秘书看到周总理的心情，问道：“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给一套，以后再把钱汇来？”周总理认真地说：“不行，那样他们就不要钱了。”就这样，周总理直至临走也都只能忍痛割爱、挥手作别他视如珍宝的《龙门二十品》拓本。
更令人深思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总理的20多年生涯中，周恩来收到的“国礼”有4000余件，这些都是指明送给周恩来个人的，很多礼品上甚至还专门刻下了周恩来的名字。但数千珍贵的礼品，周恩来自己一件都没留用，哪怕是一块手绢、一本书，全部悉数交公。这些礼品周恩来基本都只在他接受礼物的时候看了一眼，以后就交给有关部门，他自己再也没有看一次。
朱德一生功高不居，位高不矜，廉洁清正，始终将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党员，对敬送他的礼物，一律拒绝。
有一年，江西的同志来到北京办事，顺便给朱德捎来几大筐冬笋。朱德知道后说：“下面的同志往中央送东西，这个风气不好，不能提倡。这些东西应送到机关供应站去，让大家按市价买，谁吃谁掏钱，把收的钱再送还江西的同志。”这样，那几筐冬笋就被原封不动地送到机关供应站卖了，然后把钱还给了江西送笋的同志。
朱德多次出访，也多次会见外宾和国际友人。但他把外宾送给他的礼物，一概看成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全部交公。
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在抗战时期曾多次采访过朱德，并著有《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为了表示对朱德的敬意，1950年，在她逝世之前，在遗嘱中写明将此书的稿酬交给朱德。1958年2月，我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曾就此事向有关方面请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系史沫特莱遗留）95008.30马克，已有二年之久，此款如何处理。”朱德批示道：“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朱德利用这笔稿费为正在建设中的国家购进了大批新书，自己却分文未取。
朱德的外孙刘建在外地当两年兵以后准备回北京探亲。刘建的师长11岁就当红军了，小红军出身的他对朱老总非常崇敬。刘建回家时这位师长把他叫到办公室，要他给尊敬的朱老总带两瓶汾酒和两瓶老陈醋以及一些小米，以表达自己对朱老总的问候。
两年没见面了，朱德看到外孙自然喜出望外，亲切地说“娃娃兵回来了”。大家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聊了一会儿家常后，刘建从旅行包里拿出了师长捎回的酒和醋。他知道爷爷一贯公私分明、从不轻易接受礼物，因此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往桌子上摆放东西，一边谨慎充分地说明了缘由。
朱德见状，脸色瞬间就变了，并毫不客气、一脸严肃地说：“你怎么学会收礼了！”刘建觉得有些冤枉，便申辩道：“这怎么叫收礼呢？这是您的老部下像走亲访友般的一点心意，根本不框外呀。”
朱德发问：“你一个月拿多少津贴费？”外孙回答：“一个月的津贴费是7 块钱。”
朱德耐心给外孙算账、讲道理：“你的7 块钱能买这些东西吗？如果你自己一个月的津贴费不能够买你现在的这些东西，那么你这些东西就是别人给你的，你接收了就是收礼了。”听了朱德的这番话，没什么阅历的娃娃兵刘建当时还不是很理解。
朱德继续教育外孙说：“不能因为我是委员长，就破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略作停顿，朱德重申道：“我不接受任何礼物。”
这时，外祖母康克清也走过来，很严肃地对刘建说：“退回去，不许收礼。”刘建觉得很委屈，退回去也很难办。
见外孙一脸的为难情绪，最后，朱德灵活处理这件事说：“你们师长的好意，我接受了；也可以把酒和醋留下，但我会按照醋和酒的市场价付款的。你回部队后，代我向你们师长致谢。你把钱一定带回去，回去交给你们师长，而且必须给我开发票回来。”
外孙临走的时候，朱德仍然再三叮嘱要把钱交给那位师长，还要求将购物发票寄回来，好让他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收了款。
刘建返回部队后，很快就按照外祖父的要求去做了，把钱给了那位好心的师长，并把发票寄给了北京的外祖父。
朱德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儿孙：“要想立身做人，首先要‘内无妄想，才能外无妄动”。
毛泽东：钱寄上，以后再不要向中央领导人寄赠任何物资，这是我们的党纪所不能容许的。
1929年2月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来到江西瑞金大柏圩，住在王家祠。当晚，毛泽东和朱德正在油灯下研究作战计划，一名战士进来报告说，有几位过去饱经兵荒马乱之苦的商人送来一包东西，留下一张纸条就走了。毛泽东等打开包一看，竟是令人眼馋的白花花的银元，纸条上写着：“红军长官尊启：贵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胜惶恐，为表薄意，敝商号特奉上银元四百五，敬恳收下，勿辞……”落款是大柏圩小商号郑某、陈某和曾某。
毛泽东看后说：“这些商人把我们看成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以为我们红军也会抢他们的商店，侵犯他们的利益。这都是敌人放谣言破坏的结果。我们红军刚开到赣南，一定要执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维持地方正常秩序，把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
于是，毛泽东、陈毅一行人提着马灯，顶着风雪，挨家挨户地寻访，终于找到了送银元的商铺老板。陈毅将那包银元放到桌上说：“老板，我们是特地给你们退礼的，这钱请收回吧!”商人惶惑不安地连忙答道：“长官，千万别嫌少，我们可以再加点！”
毛泽东和蔼地说：“老板，这钱我们一个也不能要，请收回吧！”接着又耐心向几位商人宣讲了红军各项纪律和政策，用事实说明了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使商人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收回了银元。
当红军撤离大柏圩时，当地老百姓包括那些小商人，纷纷来到村口夹道欢送。望着远去的队伍，人们感慨地说：“红军真好呵！纪律严明，自古未有。”
1949年3月，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此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提出：不祝寿、不请客、不送礼，不用人名作地名。
1953年12月26日，毛泽东适值60岁大寿。事先，老家湖南的一些亲友纷纷写信给他要求进京为他祝寿。毛泽东一概婉言谢绝。10月4日，毛泽东在给韶山老地下党员毛月秋的信中说：“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我同意你来京一行”，而不是“为了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毛泽东在信中还嘱咐毛月秋，只邀请他和另外二位亲友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还特别强调“你们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10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家住湘乡大坪的表侄文九明说：“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并再次提醒：“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人不要来。”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爱戴，曾给毛泽东送过一些礼物，这种举动本是发自内心的平常礼数，但毛泽东总是婉拒，实在无法拒绝的就或者依价付款，或者交公。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耳闻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收了地方一些诸如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后，十分生气。当天，他就将跟随他长征、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召上庐山，指示道：你回来吧，主管第一办公室，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风！汪东兴回到中南海后，通过调查研究、批评和自我批评，摸清收受土特产的具体情况，形成一份材料呈报毛泽东处置。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还是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吧！”不久，在汪东兴的主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人员调整。对情节较严重者，毛泽东不管这个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其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同时，为了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还决定：凡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收受的土特产，一律作价从他的稿费中向有关省、市退赔，共计3万多元。
大约在1964年，印度尼西亚迫害华侨的浪潮骤起，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他们。有侨胞出于感激之情，送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给毛泽东。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一点……”毛泽东摆摆手，打断道：“不用留，全部送走。”于是，这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十多年后的1975年，年迈的毛泽东已经行动不便，咳嗽哮喘，身体日渐衰弱。看着主席一辈子为党和国家无私操劳，心力交瘁至此，着急心疼至极的“管家”就向办公厅领导提出要给毛泽东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厅领导找到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打收条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毛泽东在汤里加一点。直到离世，这位伟人也不知道那31.5公斤燕窝破例被他喝掉了7两。
周恩来堪称公私分明、严以律己的楷模，他严格遵守中央的有关规定，从不收受任何馈赠礼品，一生都真正做到了一心为公、两袖清风、鞠躬尽瘁。
一次，周恩来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了一筐新鲜橘子。他问清值25元钱（大约合今500 元）后，让马上给对方寄去50元钱（合今1000 元左右）。周恩来对此还进一步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我们不得不赞叹周恩来处理问题之细腻、睿智。
1960年春节前，时值经济困难时期，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生活艰苦，从青海湖打捞2000多斤鳇鱼，送到国务院，说是给周总理送鱼，并请周总理转送党中央。
周恩来得知后，就让秘书给青海省委打电话批评这件事。并立即指示：第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第二，既然鱼已经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搁时间可能腐烂，就由北京工商局按市场价格收购，随即在市场上出售。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斤也没有留。
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和藕粉等土特产。他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大约合今2000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大约占到周恩来工资（404.80 元）的四分之一。
淮安县委1月16日收到的这封信中说：“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接下来着重强调指出：“但是他们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100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信中还说：“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周总理还亲笔在这份随信附寄的中央通知的文件上郑重写上指示，要求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
这份中共中央下发于1960年11月3日《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的制订，事出有因、非常及时：1960年全国出现粮荒时，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一方面又给中央送来5万斤鱼。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送中央五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做全面通报，严格禁止。”会后周恩来指定专人起草了这份《通知》。《通知》共有五条规定，其中前两条是：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也不准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除对其直接主管部门可以送一份样品外，不许以献礼或其他名义赠送给上级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石窟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他一边爱不释手地翻阅，一边说想买一套带回去。于是，问明每套的价钱，便问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说钱带得不够。又问在场的一位省委常委带钱没有。这时，洛阳市一位陪同的负责同志提出送给周总理一套。周总理当即严肃地说：“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送人！”当讲解员对《龙门二十品》拓本作介绍时，周总理又问外交部的一位同志：“到底带了多少钱？”这位同志也说钱带得不多。秘书看到周总理的心情，问道：“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给一套，以后再把钱汇来？”周总理认真地说：“不行，那样他们就不要钱了。”就这样，周总理直至临走也都只能忍痛割爱、挥手作别他视如珍宝的《龙门二十品》拓本。
更令人深思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总理的20多年生涯中，周恩来收到的“国礼”有4000余件，这些都是指明送给周恩来个人的，很多礼品上甚至还专门刻下了周恩来的名字。但数千珍贵的礼品，周恩来自己一件都没留用，哪怕是一块手绢、一本书，全部悉数交公。这些礼品周恩来基本都只在他接受礼物的时候看了一眼，以后就交给有关部门，他自己再也没有看一次。
朱德一生功高不居，位高不矜，廉洁清正，始终将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党员，对敬送他的礼物，一律拒绝。
有一年，江西的同志来到北京办事，顺便给朱德捎来几大筐冬笋。朱德知道后说：“下面的同志往中央送东西，这个风气不好，不能提倡。这些东西应送到机关供应站去，让大家按市价买，谁吃谁掏钱，把收的钱再送还江西的同志。”这样，那几筐冬笋就被原封不动地送到机关供应站卖了，然后把钱还给了江西送笋的同志。
朱德多次出访，也多次会见外宾和国际友人。但他把外宾送给他的礼物，一概看成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全部交公。
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在抗战时期曾多次采访过朱德，并著有《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为了表示对朱德的敬意，1950年，在她逝世之前，在遗嘱中写明将此书的稿酬交给朱德。1958年2月，我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曾就此事向有关方面请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系史沫特莱遗留）95008.30马克，已有二年之久，此款如何处理。”朱德批示道：“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朱德利用这笔稿费为正在建设中的国家购进了大批新书，自己却分文未取。
朱德的外孙刘建在外地当两年兵以后准备回北京探亲。刘建的师长11岁就当红军了，小红军出身的他对朱老总非常崇敬。刘建回家时这位师长把他叫到办公室，要他给尊敬的朱老总带两瓶汾酒和两瓶老陈醋以及一些小米，以表达自己对朱老总的问候。
两年没见面了，朱德看到外孙自然喜出望外，亲切地说“娃娃兵回来了”。大家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聊了一会儿家常后，刘建从旅行包里拿出了师长捎回的酒和醋。他知道爷爷一贯公私分明、从不轻易接受礼物，因此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往桌子上摆放东西，一边谨慎充分地说明了缘由。
朱德见状，脸色瞬间就变了，并毫不客气、一脸严肃地说：“你怎么学会收礼了！”刘建觉得有些冤枉，便申辩道：“这怎么叫收礼呢？这是您的老部下像走亲访友般的一点心意，根本不框外呀。”
朱德发问：“你一个月拿多少津贴费？”外孙回答：“一个月的津贴费是7 块钱。”
朱德耐心给外孙算账、讲道理：“你的7 块钱能买这些东西吗？如果你自己一个月的津贴费不能够买你现在的这些东西，那么你这些东西就是别人给你的，你接收了就是收礼了。”听了朱德的这番话，没什么阅历的娃娃兵刘建当时还不是很理解。
朱德继续教育外孙说：“不能因为我是委员长，就破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略作停顿，朱德重申道：“我不接受任何礼物。”
这时，外祖母康克清也走过来，很严肃地对刘建说：“退回去，不许收礼。”刘建觉得很委屈，退回去也很难办。
见外孙一脸的为难情绪，最后，朱德灵活处理这件事说：“你们师长的好意，我接受了；也可以把酒和醋留下，但我会按照醋和酒的市场价付款的。你回部队后，代我向你们师长致谢。你把钱一定带回去，回去交给你们师长，而且必须给我开发票回来。”
外孙临走的时候，朱德仍然再三叮嘱要把钱交给那位师长，还要求将购物发票寄回来，好让他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收了款。
刘建返回部队后，很快就按照外祖父的要求去做了，把钱给了那位好心的师长，并把发票寄给了北京的外祖父。
朱德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儿孙：“要想立身做人，首先要‘内无妄想，才能外无妄动”。